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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出曠野的“新留學青年”
2019.8.27

文章来源:由「百度新聞」平台非商業用途取用"http://www.thepaper.cn/newsDetail_forward_3271771"

此間INSIDEPKU+關注廖元辛覺得自己早晚要出國。他和許多同輩相似,年幼時便被大洋彼岸的未知生活深深吸引,加上父母言語間的引導,覺得自己肯定得出去看看。然而大洋彼岸的風景并非單純美好,孤獨又平淡的生活卻日復一日消磨他的斗志。跨文化溝通的障礙、原子化帶來的孤獨、與父母的代溝、以及理想和現實中的裂谷成為圍困他的屏障,給他在美國這只“沙拉碗”中的生活投下數層陰影。他躊躇滿志地來到美國,卻在畢業時找不到一份合適的實習。父母無法理解他作為青年留學生的迷茫,他只好選擇向同輩求解。他帶著困惑,走過十九個州,傾聽百余位留學生和自己輪廓相似的故事。2018年12月,《新留學青年》上架銷售,這本以非虛構寫法記錄當代留學生海外生活的書在豆瓣獲得了9.4分,被大批中國留學生及家長看作“精確反映新留學青年”的范本。廖元辛為當代中國留學生留下了真實的記錄,也在行走的過程中解答了自己。記者|唐遠趙赫梁立言編輯|王雅淇廖元辛沒有想過自己會以這種狀態回到故土。從首都機場駛出的汽車里,廖元辛和闊別已久的父母坐在一起,車窗兩旁的風景持續閃過,他卻沒有什麼激動的情緒。過了一會兒,汽車停在烤鴨店,母親提出在這里為他接風洗塵。飯吃到一半,母親有事出去了,氣氛隨即冷下來,父子二人陷入沉默。“你打算找個什麼工作?”父親忍不住問。這個畢業生普遍需要回答的問題又一次將他的心臟往下拖。2015年5月,廖元辛結束了美國馬里蘭大學的碩士學習。畢業的那一刻起,他在大洋對岸的合法居留進入倒計時。他嘗試通過找到一份工作延長自己留在美國的合法身份,但卻沒有找到任何適合自己的帶薪實習。一瞬間,各種各樣的問題涌上大腦。我是誰?我為什麼來美國?我該去哪里?疑問交織成一張網,留在國外的障礙和與國內現實的脫節形成兩道密不透風的高墻。廖元辛最終還是選擇了回國。沒有工作的“裸回”事實成為他頭頂的巨大烏云。然而,這種“壓力山大”又無法被長輩理解,每次他向父親透露自己的焦慮,兩個人便面面相覷,最終的結果往往是父親催促他出去打個籃球,提提精神。“這不解決問題,對吧?如果我是剛丟了一百塊錢,那打打籃球或許心情就會好了。但現在根本沒辦法解決,我是方向迷茫問題。”廖元辛青年漫談和父母交流的碰壁迫使廖元辛尋找新的溝通渠道,他想把自己的疑問通過寫作悉數表達出來。在此之前,他曾進行過類似的嘗試——碩士畢業之前,他和自己的本科室友老蔣坐下來聊了兩個小時。那時候,他身邊的留學生周末去爬山、燒烤,似乎只有他一個人在迷茫的泥沼中獨自下沉,直到他發現自己的老友也面臨著相似的困境。室友老蔣以第一名的成績從元培學院經濟方向畢業,廖元辛本以為他是最適合讀PhD的人,卻發現這位正在美國攻讀博士的“學霸”在從知識消費者轉向生產者的過程中觸礁了。彼時一家留學機構發出留學生活記錄的征稿,廖元辛便以老蔣為原型,落筆寫下了《當我們談論PhD時我們在談論什麼》。文章受到了機構和友人們的贊賞,這讓廖元辛突然發現并非只有老蔣和自己遇到過類似的迷茫,真實記錄留學生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有著廣大的讀者群體。于是,這場由于驚覺生活脫離掌控開始的寫作,開始不斷向描繪留學生群體共通的現實進行轉變。他決定寫成一本記錄當代留學生現實的書。起初,對于采訪的問題和采訪對象的選擇,廖元辛自己也處于茫然狀態。他讀了很多老一輩留學生寫的書,發現1985年到2000年間出國的老一代留學生有著相似的成長背景和發展經歷:他們大多是出國讀研讀博,沒有豐厚的家底,抵達國外后的第一件事往往不是去學校報到,而盡快尋找一家中餐館打工補貼家用。他隱約覺得自己這一代留學生也有共同點,但大家來自不同的地方,出國的年齡也不同,早已沒了“走異路,逃異地”的明確價值指向,一時難以從這五六十萬人中找出共性。前三個月里,他找了二十位采訪對象,在沒有任何預設的情況下進行漫談。他漸漸發現,盡管這一代留學生彼此的成長環境與留學初衷大相徑庭,但其中并不乏重復的聲音:在美國的第一年非常不好過、和外國同學的交往成問題、從城市來到美國鄉間的大學城需要適應……主題漸漸浮現出來。廖元辛把這些主題逐一列出,挑選有代表性的故事合并在一個主題下,開始就選題找合適的采訪對象收束在一起,試圖記錄下絕對真實的聲音。《新留學青年》受訪人地圖廖元辛對梁鴻《出梁莊記》中所展示的農民工真實生活印象深刻。書中的農民工受訪人并非千人一面,而是各有鮮活的故事和生活。他意識到,記錄留學生群體也是一樣,不能把它標簽化,要把他們當成一個一個的人,一個一個體會這些人的喜怒哀樂。廖元辛開始學習非虛構寫作,讀國內媒體的特稿,也看國外作家的作品,借鑒其中的寫法。采訪日程排得滿滿當當,以至于他一度覺得“只有行走在路上,才感到自己活著”。在受訪人家里,他運用人類學調查的方法,和他們同吃同住,甚至精細到看他們怎么刷牙,通過觀察家里的花擺在什麼地方來判斷采訪對象的性格。好友描述他“像一臺永不停歇的高速攝像機,事無巨細地記錄著鏡頭前的一舉一動”。但事實上,通過寫作進行表達并沒有立刻卸下他身上的擔子,反而成為他生活壓力的另一大來源。為了專注寫作,他辭去了回國找到的記者工作,這讓信奉“穩定壓倒一切”的父親有所不滿。雖然兩人之間沒有發生爭吵或是沖突,但是通話里父親越來越頻繁地提起“誰誰家的孩子在某公司找了份工作”的話題,還是讓他感到如坐針氈。面對壓力,廖元辛沒有解釋,甚至他自己當時也無法預知這本書的意義和潛力。身邊的人紛紛就業,沒有人在做這樣的事情,沒有人寫過這樣的書。前三個月是不停的試錯。首次嘗試非虛構寫作的結果經常是“一篇寫得好,下一篇就寫得很爛”,如果大家評價沒有上一篇寫得好,廖元辛的信念就會劇烈動搖。而在寫過一篇名為《虛幻與真實》的文章過后,他再也沒有過類似的懷疑。《虛幻與真實》的采訪對象凡姐和他同為北大畢業生,同樣體會過出國留學后產生的落差和觸底。凡姐住在他樓下,廖元辛和她相識多年,他清楚看到,也清晰地感受到北大的標簽在國外不再耀眼,而是成為期望和壓力的來源。彼此經歷的相似在寫作中不斷刺激著他的神經,整個寫作過程中他流了大把的淚水。完稿之后,他把《虛幻與真實》發給父親,希望父親能明白他的焦慮。“如果他能理解20%,我就能繼續寫下去,他回復說理解了70%。雖然回國之后發現他只理解了5%,但那個時候還是很激勵我。”《新留學青年》書影從采訪到整理,《新留學青年》的寫作花了兩年半的時間。盡管他的迷茫在寫完整本書后只是有所消退而并非最終解決,但他意識到,現在不寫,采訪中那些鮮活的記憶就會過了保質期,或者就再也沒有寫出來的機會。他認為寫作是心里有氣,一定要寫成,不然心緒難平。妥協與求解小時候,父親問廖元辛以后想干什麼,他說想上大學。他回問父親中國最好的大學是什麼,父親說北大,他說那就上北大。他又問父親世界上最好的大學是什麼,父親說哈佛,他說那就去哈佛。陌生世界的吸引力徐徐展開,年幼的廖元辛覺得外面的世界肯定有新鮮的東西,肯定有好玩的。出國留學始終是廖元辛本科畢業后的選項。他是北京大學元培學院第二屆的學生,修政治學、經濟學與哲學(政經哲)專業。父親曾希望他去讀更“實用”的經濟,但廖元辛很確定自己的興趣在于政治經濟學。為了避免選專業時的爭論,他刻意減少同父親在這方面的交流,沒有選擇絕對的政治或者經濟,而是“和稀泥”似地選擇了政經哲。父親知道他學的是政經哲專業,卻不了解在交叉學科的“幌子”下,他其實依然選擇了自己鐘愛的政治經濟學。由于很早便確定了畢業后出國,大三的時候,廖元辛沒有為保研進行任何準備,而是申請了哈佛的暑期學校。他把在波士頓的那兩個月概括為“有限度的真切”——在他看來,不管是出國交換還是暑期學校,類似的經歷都難以當做出國留學的準確參照。成長的過程中他一直帶有一個預設:我做的決定,父親是不贊成的。這對他而言是一種潛在的壓力,倒不一定有什麼切實的影響,卻始終如影隨形。后來他自己申請馬里蘭大學公共政策專業的研究生,直到收到錄取通知才告訴父母,也有這方面的考慮。北大同學在馬里蘭大學圖書館門口慶祝中秋“我是在和我爸的妥協中長大的,”廖元辛感慨,“但我說的是妥協,而不是屈服。”他打了個比方,如果他說往東,父親說往西,最后的結果可能就是往北了。“但真的知道自己想去哪兒、想干什麼的中國學生又有多少呢?”在他看來,沒有多少中國學生在留學之前想過,自己要為這種在人生方向選擇上的拖延付出代價。留學期間,有一門名為公共管理的課讓他印象深刻。上課的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奶奶,之前在美國的政府部門任職。廖元辛能聽懂課上講的所有詞句,卻無法想象這些詞句所描述的工作場景——這是缺乏社會經驗的硬傷。中國的留學生大多畢業后直接申請出國,沒有人進入過美國或者國際組織的公共部門,這讓幾乎所有課上的中國留學生聽得一頭霧水,最后考試的分數也很低——那門課沒人上過B。反觀碩士項目中的外國人,多數都有過工作經驗。比如當了五年中學老師突然不想做了,想去從商,就會去商學院讀一個學位。為了工作讀研究生讓他們目標明確,去哪讀、讀什麼、讀了以后怎么辦,都能夠給出自己的回答。但中國留學生不一樣,他們普遍都茫然地出去,茫然地畢業。廖元辛認為這是由于中國的用人單位更青睞學歷高的應聘者,學歷直接影響畢業生的錄取和起薪,甚至未來的升職調動。學生傾向于盡早出國留學深造,家長也有相似的心理,把學歷當作就業的跳板而已。但這塊跳板所承載的往往不是輕松一躍,而是一段漫長的自我解答。在《新留學青年》中,廖元辛這樣記錄自己留學生活的開始——結束了十三個小時的航班,跳上一年前來美旅行時就已經熟悉的5A線公交車趕赴市中心,在那里換乘出租車,駛入內部燈火通明、外面卻漆黑得一望無際的高速公路。計價器顯示的數字騰騰地跳轉,他的心也撲通撲通直跳。“這旅程的最后一段路,走得比飛機上的十三個小時還要漫長。”在曠野在美國的時候,廖元辛常會懷念在北大的生活,同一時段總有數個活動可以選擇。與之相比,美國小鎮大學城里的生活則十分單調,留學生要么健身下廚,要么周末結伴一起爬山。廖元辛的一位同學,甚至在一個學期里看了三遍《武林外傳》。在他勾畫的留學生社交圖景中,95%的留學生出國后仍主要與中國人社交,只有少數人努力試圖融入當地人的圈子。“美國不再是一個民族熔爐,而是變成了一只沙拉碗,黃瓜就是黃瓜,西紅柿就是西紅柿,拉美裔只跟拉美裔玩,中國人只跟中國人打交道。”在美國時,廖元辛唯一和當地人有比較深入的交流是因為做家教,他每周給三個小孩上兩次中文課。前幾次去做家教的時候,他總覺得很尷尬,因為美國家庭作為主人不會送他出門,只是說“好,下次見”,他以為這家人不禮貌,或是對他有意見。過了很久,他才發現這是西方文化中的“貴客自理”模式,正因為把他當做好朋友,才會為他營造出一種隨時方便離開的環境。最早,廖元辛租下了一對臺灣夫婦在鄉間的小樓,房間里陳設簡單,只有一張沒有靠背的單人床、一張略顯笨重的黑色寫字臺、還有一把椅子。搬進去的第一天,他疲憊地躺在床上,以為自己即將開始兩年甚至更長時間的鄉居生活,但他錯了。第一處居所小樓在山上,每天坐校車要走15分鐘山路。校車一個小時一班,錯過了就沒有了,周圍也沒有什麼吃的,他沒有挑三揀四的機會。和后來居住的經歷相比,小樓里五個租戶都是馬里蘭大學的中國學生,算得上熱鬧,但他們的對話卻是日復一日的重復:“你昨天干嘛了?”“昨天去了趟超市。”“上周末去哪兒玩了?”“去理發了。”這種單調和遲滯的生活讓他透不過氣來。廖元辛做家教的家庭有一間空房,與房主商量之后,他終于從“山里”搬了出來。新搬去的房間有四張床,兩張上下鋪,只有他一個人。搬進去的第二年,他去秘魯參加一個項目,結果回來當天立刻就病倒了。到了夜里三點鐘的時候,他實在堅持不住了,給一位相熟的大使館工作人員發了條微信,大意是:如果第二天中午一點鐘還沒醒的話,能不能把我送到醫院去?發完這條之后,他就暈過去了。第二天醒來,他看到手機里有十幾個未接來電,他向大使館確認自己“仍然健在”。“你看我一個人住在這里,周圍什麼人都不認識。萬一我真的哪天掛了,周圍都沒有人發現。”回想起當時的這段經歷,他至今仍感心酸。這些經歷直到現在他都沒給父母講過。廖元辛的父母也說,對于孩子在美國的生活,自己沒有過分的關心,“因為每天能看到他消費的記錄”。“1.9美元是杯咖啡或者飲料,6.9美元是買了漢堡。”短信持續不斷的消費提醒像一顆顆定心丸,讓他們知道大洋彼岸的兒子至少人身安全沒有問題。但有一次廖元辛24小時沒有消費,嚇壞了他的父母。他們怕影響兒子,便沒有給他打電話,而是拜托自己的朋友約他吃了頓飯,得知只是華盛頓下了大雪,學校停課,出門不方便。《新留學青年》出版后,廖元辛接受過一次直播采訪。主持人問他,如果給他的留學故事概括出一個主題,這個主題會是什麼。沉思片刻,他平靜地回答道:“在曠野中成長。”他后來解釋說:“‘曠野’就是脫離了熟悉的‘人情磁力場’,脫離了父母的注視,在美國這片陌生的土地上賣力生長。”“重生”之后《新留學青年》的寫作是廖元辛特殊的生命體驗。如果說留學期間的迷茫只是成長拖延的欠款,書稿付梓對他來說則是一個脫胎換骨的重生時刻。《新留學青年》的寫作告一段落后,廖元辛有種“類似產后抑郁的感覺”。過去四年的留學經歷在采訪、記錄和寫作中找到落點,像是了卻一樁心愿后需要在生活中尋找新的目標和意義。交稿那天,廖元辛很平靜。同出版社商定完細節,走出來的時候他只覺得渾身輕松,因為“把這本書寫完的意義遠大于出版和銷量”。然而在半年后的2018年11月2日,一個星期五的晚上,已經在上海開始新工作的廖元辛在手機上看到《新留學青年》在淘寶上架,回憶突然襲來,重量絲毫未減。在辦公室里,他后知后覺地掉了眼淚。他后來回想起來,《新留學青年》的完成不只代表了他四年留學生活的落幕,也反應了他從上大學以來近十年的生命歷程與思想變遷。浸潤在燕園里的無憂無慮與在美國時的不知所措形成強烈對比,讓他在寫作中不斷思考“北大人”這一標簽給北大同學帶來的長遠影響。而留學生群體在美國課堂上批判性思維的匱乏,也讓他在書中多次反思應試教育體系的缺陷。借著《新留學青年》,廖元辛也接觸到很多留學生的父母。新書出版之后,一位留學生母親寫了七頁的讀書筆記發給他,詳細列出了書中每一位受訪人在國外遇到的困難,并提煉出這些故事反映出的道理,認真程度不亞于學生時代的讀書筆記。看到這些父母為了學會和孩子溝通、承擔孩子留學壓力所付出的心血,廖元辛陷入沉默——在留學期間自顧不暇的自己,現在想起當時大洋彼岸的父母,不知道是不是和這些讀者一樣,“臨行密密縫,意恐遲遲歸”。父母和他的關系也有了一點變化,但“具體說不清楚”。他離開了北京,加入了上海一家咨詢公司,為外企分析中國營商環境。外企的管理相對簡單,同事合作講究專業和高效,注重人際關系的邊界,多元化背景的工作環境讓作為“海歸”的廖元辛如魚得水。他戲稱同組的外國同事中文比自己還地道,鄰桌的美國小哥每天要泡枸杞茶吃小籠包,蘸料的醋和醬油有固定的比例,姜絲放幾根也有數。直到今天,告別自己的留學生活已近四年,廖元辛并不避諱談論留學生活中的真實困難,卻也與此同時宣稱自己仍是“留學生活的最大支持者”。曾有讀者評價廖元辛“就像《一千零一夜》中的山魯佐德,用一個個故事為即將面對異鄉求學生活的人做好充足的準備”。他終于在天亮前講述完第一千零一個故事,同時也拯救了自己。(圖片均來自采訪對象)新媒體編輯|熊江韜謝欣玥責任編輯|張煒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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